第五十一卷-尊龙凯时平台在线地址
[8]当初,南阳郡人樊英,从小学问、品行兼优,闻名天下,隐居在壶山南麓,州郡官府曾先后多次征聘他出来当官,他不应命。朝廷公卿大臣荐举他为贤良、方正、有道,他都不肯动身。安帝赐策书征召,他还是不去。同年,安帝又用策书和黑色的缯帛,非常礼敬地征召樊英,而他以病重为理由坚决推辞。诏书严厉谴责州郡官府办事不得力,于是州郡官府把樊英抬到车上上路。樊英不得已,来到京都洛阳。到洛阳后,樊英又称病不肯起床,于是,用轿子强行将他抬进宫殿,但他还是不肯屈从。安帝让他出去,到太医处养病,每月送给羊和酒。其后,安帝又特地为樊英设立讲坛,命公车令在前面引路,尚书陪同,赏赐小桌和手杖,用尊敬老师的礼节来对待他,询问朝廷大政的得失,将他任命为五官中郎将。数月之后,樊英又声称病重,安帝下诏,将他任命为光禄大夫,准许回家养病,令当地官府送谷米,每年四季送给牛和酒。樊英请求辞去职位,有诏书晓告皇帝旨意,不予批准。
英初被诏命,众皆以为必不降志。南郡王逸素与英善,因与其书,多引古譬谕,劝使就聘。英顺逸议而至;及后应对无奇谋深策,谈者以为失望。河南张楷与英惧征,谓英曰:“天下有二道,出与处也。吾前以子之出,能辅是君也,济斯民也。而子始以不訾之身怒万乘之主,及其享受爵禄,又不闻匡救之术,进退无所据矣。”
樊英刚接到诏书时,大家都认为,他一定不会贬抑自己的志气,而去应命。南郡人王逸平素和樊英很要好,因而特地写信给他,引用了许多古人的事进行比喻,劝他接受朝廷的征召。于是,樊英听从了王逸的建议,而前往洛阳。可是,后来他在应对皇帝的提问时,没有什么奇谋远策,大家都很失望。河南人张楷和樊英同时接受征聘,他对樊英说:“天下只有两条路,即出仕和隐退。我先前认为,如果你应召出仕,一定会辅佐君王,拯救百姓。而你开始时以贵重之极的生命,去激怒君王,等到享受爵禄之后,却又听不到你有扶正补救的方法,这是进退没有依据。”
臣光曰:古之君子,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隐非君子之所欲也。人莫已知而道不得行,群邪共处而害将及身,故深藏以避之。王者举逸民,扬仄陋,固为其有益于国家,非以徇世俗之耳目也。是故有道德足以尊主,智能足以庇民,被褐怀玉,深藏不市,则王者当尽礼而致之,屈已以访之,克已以从之,然后能利泽施于四表,功烈格于上下。盖取其道不取其人,务其实不务其名也。
臣司马光曰:古代的正人君子,当国家政治清明时,他就出来做官,国家政治暴虐时,他就隐退为民。隐退为民,本来不是正人君子所愿意的。但他们深知,没有人真正了解自己,则正道不能得到推行,而和一群奸佞之辈共事,终将伤害自己,所以,才隐藏自己的才能,远远躲开。圣明的君王之所以选用避世隐居的逸民和提拔出身卑微的人,原本是因为他们对国家有益,并不是以此来迎合世俗的视听。所以,在道德上足以使君主尊敬,在智慧和才能上足以庇护百姓的人,就犹如身穿粗布衣而怀有美玉一样,深藏不售。而圣明的君王应该竭尽礼节,将他征聘到手;降低自己的身分,向他请教;克制自己,听从他的意见。然后,才能使恩泽普施于四方,功业留传千古。因为圣明的君王所用的是隐士逸民的治国方法,而不是隐士逸民本身,因此,必须注重实际效果,而不是徒求虚名。
其或礼备而不至,意勤而不起,则姑内自循省而不敢强致其人,曰:岂吾德之薄而不足慕乎?政之乱而不可辅乎?群小在朝而不敢进乎?诚心不至而忧其言之不用乎?何贤者之不我从也?苟其德已厚矣,政已治矣,群小远矣,诚心至矣,彼将扣阍而自售,又安有勤求而不至者哉!荀子曰:“耀蝉者,务在明其火,振其木而已;火不明,虽振其木,无益也。今人主有能明其德,则天下归之,若蝉之归明火也。”或者人主耻不能致,乃至诱之以高位,胁之以严刑。使彼诚君子邪,则位非所贪,刑非所畏,终不可得而致也;可致者,皆贪位畏刑之人也,乌足贵哉!
如果礼节很完备,情意很殷勤,而贤才仍不愿出来做官,则圣明的君王不应该采取强制手段,而应该冷静地深自反省:难道是我的品德太薄,而不值得他仰慕?政治太混乱使他无法辅佐?奸佞当权,使他不敢出来做官?我的诚意不够,使他忧虑自己的意见不会被采纳?为什么贤才不接受我的征聘?假如我的品德已厚,朝政已清明,奸佞已疏远,诚意已到,那么,贤才定将叩门求见而自荐,哪里会有再三征召而不肯应聘的!荀子说:“晚上燃火捕蝉,必须把火光照亮,再摇动树枝就行了。如果火光不亮,只摇树枝,也没有用处。而今,君王如能发扬厚德,则天下的人都会归心,犹如蝉去投奔亮光。”有些人主因贤才不应征聘而感到羞耻,于是,用高位来引诱他,用严刑峻法来威胁他。假如他是一个真正的正人君子,则对高位一定不贪婪,对严刑一定不畏惧,君主最终还是得不到他。能够得到的,都是贪图高位和贪生怕死的人,又怎么值得尊重呢?
若乃孝弟著于家庭,行谊隆于乡曲,利不苟取,仕不苟进,洁己安分,优游卒岁,虽不足以尊主庇民,是亦清修之吉士也;王者当褒优安养,俾遂其志。若孝昭之待韩福,光武之遇周党,以励廉耻,美风谷,斯亦可矣,固不当如范升之诋毁,又不可如张楷之责望也。
如果能以孝悌著称于家庭,品行高尚闻名于乡里,不要不义之财,不采取不正当手段谋求做官,洁身自好,安守本分,悠然自得地过日子,虽然才能不足以辅佐君主和造福百姓,但也还属于品行洁美的善人。圣明的君王,应该给予褒奖和优待,成全他的志向。如汉昭帝对待韩福,光武帝对待周党,用以砥砺廉耻之心,美化风俗,这也就可以了。实在不应该如范升,去加以诋毁,也不要如张楷,加以指责和抱怨。
至于饰伪以邀誉,钓奇以惊俗,不食君禄而争屠沽之利,不受小官而规卿相之位,名与实反,心与迹违,斯乃华士、少正卯之流,其得免于圣王之诛幸矣,尚何聘召之有哉!
至于那些作假伪装来窃取荣誉,以奇特的举动惊动世人,提高声望,不要朝廷俸禄而和屠夫酒贩一样争利,拒绝做小官而想爬上宰相和九卿的高位的人,他们的名与实恰恰相反,心里想的和行动做的完全不一样,他们就是华士、少正卯之流,得免于圣明君王的诛杀,就是很幸运的了,还有什么值得征召的?
[9]时又征广汉杨厚、江夏黄琼。琼,香之子也。厚既至,豫陈汉有三百五十年之厄以为戒,拜议郎。琼将至,李固以书逆遗之曰:“君子谓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不夷不惠,可否之间,圣贤居身之所珍也。诚欲枕山栖谷,拟迹巢、由,斯则可矣;若当辅政济民,今其时也。自生民以来,善政少而乱俗多,必待尧、舜之君,此为士行其志终无时矣。尝闻语曰:”者易缺,者易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近鲁阳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设坛席,犹待神明,虽无大异,而言行所守,亦无所缺;而毁谤布流,应时折减者,岂非观听望深,声名太盛乎!是故俗论皆言’处士纯盗虚声‘。愿先生弘此远谟,令众人叹服,一雪此言耳!“琼至,拜议郎,稍迁尚书仆射。琼昔随父在台阁,习见故事;及后居职,达练官曹,争议朝堂,莫能抗夺。数上疏言事,上颇采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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