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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献夫传

方献夫，字叔贤，广东南海人。他一生下就死了父亲，刚刚加冠成人就考中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改选为庶吉士。他正要告假回家侍养母亲，母亲也过世了，他于是住家守丧。正德年间，出任礼部主事，后调到吏部，升为员外郎。他同主事王守仁谈论学问，喜欢上了守仁的学术，就请求王守仁将自己收为学生。不久后告病回乡，在西樵山读了十年书。

嘉靖改元的那个夏天他回朝去，路上得知“大礼”的讨论还没定案，他起草一篇奏疏说：

“前代的圣主制定礼制，本来是根据人情来的。君子论事，应当考虑名称和事实的一致性。我看前些时候礼官所提出的主张，就有不合乎人情，名实不相符的地方，一方面死守《礼经》中的话，另一方面遵循宋儒的说教。我却认为那样不对。按《礼经？丧服传》说：“什么样的人可以做别人的继承人呢？是支派子孙也就可以了。”又说：“大宗，是指尊贵者的统绪。”“尊贵者的统绪不能终断，所以族人就让支派的子孙继为大宗。但是过继的假子不能继为大宗。”这样看来，制定礼制的人们是认为只要是支派的子孙就可以做继承人了，没有非绝了别人家的后裔给这边当继承人的道理。现在兴献帝只生陛下一个儿子，此外连个庶子也没有，却要让他绝后而让您做孝宗的儿子，这合乎人情吗？况且过继给别人做儿子，也该经过父亲同意收他为儿子，儿子曾经把父亲当父亲侍奉过，所以父亲死后儿子为他穿孝服。现今孝宗曾经有武宗这个儿子，不曾收养陛下做自己的儿子。陛下对孝宗也不曾穿过三年的丧服，实际上也没有给他当过儿子，却有人要您强称孝宗为父亲，名实相一致没有？提出这种意见来，看不出它和《礼经》中的话相符。

“又按程颐《濮议》说“英宗既然拿仁宗做了父亲，就不该再称濮王做父亲”。这倒不是宋儒的说法不对，而是现在的事实不一样。仁宗曾经把英宗养在宫廷中，事实上成为父子。孝宗不曾把陛下收养在宫廷中，这是第一点不同；孝宗有过武宗这么个儿子，仁宗不曾有过儿子，这是第二点不同；濮王当年还有别的儿子不会绝后，我们兴献帝就没有别的儿子了，这是第三点不同。哪里能拿濮王的事和今天的事相比拟呢？提出这种意见来，看不出这些人会正确评述宋儒的学说。

“今天这个事，我曾经做过这么一种理解：陛下继承孝宗、武宗，应该是继承皇位而不是过继做后裔。兴献和宗庙中的父祖之间的不同，在于他可称为帝但不可以称为宗。帝王家的事情和士人、百姓家不一样。继承帝位，是天下的公事，是三王制定的道理，过继给人做儿子，是个人的私事，是后代才有的事。兴献可以称帝，因为陛下是天子；不能称为宗，是因为他事实上未曾坐过皇帝位。我恳求陛下指示大臣，还是称孝宗为皇伯，兴献帝为皇考，在太庙之外另建一座庙祭祀他。这样做了之后合乎人情，名实相符，不仅体现了前代圣王制定礼制的精神，而且也满足了陛下您纯真的孝心。”

奏疏写成后，看到朝中大臣们在排斥不同意见，就不敢递交上去。后来被桂萼看到，他就写了一份报告连献夫、席书的奏疏一起呈交上去了。世宗看后很高兴，立刻发给大臣们讨论。这下大臣们就把献夫也看作奸邪，甚至不跟他往来了。献夫于是想请假呆在家里，未获批准，就递交《大礼》上下两篇论文，更详尽地讲了他的意见。当时世宗已经从南京召来张璁、桂萼，他们来后就被任命为翰林学士，献夫被任命为侍讲学士。反对的人蜂拥而起，献夫自己也极力推辞，世宗最终用他们几个的意见确定了“大礼”，献夫因此跟张璁、桂萼一样受到世宗的喜爱。四年(1525)冬季升为少詹事。但献夫终究感到有所不安，后来还是请病假回家乡去了。

嘉靖六年，献夫应召入朝编撰《明伦大典》。他跟霍韬是同乡，因为讨论“大礼”而相互友好，又一起应召入朝，就联合上书说“：自古以来极力主张入继王位者应过继给先帝当儿子的，宋朝没有比司马光还坚决的了，汉朝没有比王莽更坚决的了。主张《濮议》的人，以司马光为首，吕诲、范纯仁、吕大防附和他，而司马光的说法最能迷惑人。主持哀帝时‘大礼’讨论的人，以王莽为首，师丹、甄邯、刘歆附和他，而王莽的说法流毒最深。宋儒实际上是陈述了王莽的说法，迷惑后人，耽误后代的学者，我们认真查对《汉书》、《魏志》、《宋史》，粗略地收集了王莽、师丹、甄邯的奏议和当时事情的经过，以及魏明帝的诏书，关于濮园的议论文字，并把我们的论证附在后边。请把这些交给纂修官，交相考订，使天下的大臣们、儿子们都知道皇帝过继给人做儿子的主张实际上是由王莽提出来的，这样做往下可以扫除下边群众的疑惑，往上可以显示陛下的孝心。”世宗诏令把这本书交给了史馆。他们回朝不久，世宗就让他总领大理寺的事务，和张璁、桂萼一起复审李福达一案。桂萼等人主张判马录腰斩，献夫极力相争才使马录减免死刑。当年九月，献夫担任了礼部右侍郎，仍兼学士，到经筵前担任日讲。不久又接桂萼当了吏部左侍郎，后来又接他当了礼部尚书。

献夫比张璁、桂萼为人要宽厚、平和一些，遇事有时也跟他们争论，坚持己见，不完全附和他们。桂萼为陈..翻案，奏请把原来的问讯官叶应骢等全逮起来，因为献夫的话世宗才少逮了很多人。思恩、田州连年叛乱，献夫奏请专责任用王守仁，罢免那里的镇守宦官郑润、总兵官朱骐，世宗就把郑润、朱骐召了回来。思恩、田州平定以后，守仁主张修建、设置新城镇，桂萼大肆攻击他。献夫一一列举守仁的功劳，修建新城镇的事才没有中止。张璁、桂萼跟杨一清闹矛盾，献夫借发生灾异的机会上书主张大家应同心同德，并且请求把贬官削籍或充军的大臣余宽、马明衡等人召回，成倍录取进士。世宗颁诏称赞，但余宽等人最终还是未予任用。献夫认为尼姑、道姑的存在伤风害俗，请勒令她们还俗嫁人，世宗听从了他的建议。又根据霍韬的建议，把没有印牒的僧、道全部予以裁汰，拆毁私立的寺院和道观。世宗想减轻陈皇后的丧葬仪式，献夫据理力争。不久以后，他又接替桂萼担任吏部尚书。桂萼、张璁被罢官后，世宗诏令吏部清查他们两个的党羽分子。献夫上书说“：陆粲等所弹劾的百十个人，弄错的不少。过去攻击张璁、桂萼的人被看作私党给拿掉了，现在追随张璁、桂萼的人再被看作私党给拿掉，那么朝廷中官员们的灾难什么时候才能算完呢？”于是奏请留用黄绾等二十三个人，贬斥储良才等十二个人。良才这个人当初当过御史，在考察中被罢了官。他就上书攻击杨廷和，指责吏部侍郎孟春等人是奸党，桂萼因此奏请恢复了他的官职。到这时又被清算出去，当时舆论对此引以为快。安昌伯钱维圻死后，他的庶系哥哥维垣请求继承他的爵位。献夫上书讲外戚的封爵不应当世袭，又列举了汉、唐、宋朝的事例当作证据。世宗认为他说得对，把他的奏章交给大臣们讨论，从此外戚就永远断除了世袭的封爵。

张璁、桂萼被召回后，羽林指挥刘永昌弹劾都督桂勇，言辞之间连及桂萼及兵部尚书李承勋。又弹劾御史廖自显，使他因此被逮入狱。过后，又上书攻击兵部郎中卢襄等。献夫奏请把永昌治罪，不要让奸人根据流言蜚语来打击好人，世宗不听，献夫就自请离职，世宗也不答应。给事中孙应奎弹劾献夫偏向自己的亲友大理少卿洗光、太常卿彭泽，世宗不听。都给事中夏言也弹劾献夫打破选用官员的常规，把张璁厌恶的浙江参政黄卿调到陕西去了，让张璁所喜欢的党以平取代了他的职务；邪恶的彭泽破例升任太常；还有其他得到提拔的亲信，都有迹可察；献夫涉嫌收受贿赂，交通关节。这个奏疏递上去以后，世宗传令让黄卿等各回原任。献夫和张璁都上书作了辩解，并且请求离职。世宗偏不听从他俩的意见，再次传令让黄卿等按照原先的决定各回原任。

不久，给事中薛甲上书说：“刘永昌以武夫的身份弹劾六部长官，张澜是军队中冗员也敢批评勋臣，这样以下犯上，谁知道发展下去会弄成什么样子？我希望陛下维护廉洁者不争，朝堂之臣不得随便批评的道理，使地位卑微的官吏不敢放肆地乱加攻击。”他的奏章下发吏部后，献夫奏请采纳他的建议，由世宗指示都察院禁止吏民百姓上书，不许他们虚诳放肆，危害朝政，并告诫两京给事御史及普天下抚按官员，凡上书论事，以大体为先，不要抓别人的小过失不放。当时，世宗正想扩大自己的耳目，全面掌握百官的情况，所以接到献夫的奏议很不高兴，宣布不加采纳。于是给事中饶秀弹劾薛甲阿谀奉承，说：“自刘永昌以后，言官没听说过评议大臣的，只有夏言、孙应奎、赵汉谈到过张璁、献夫两人，赵汉已被批评，夏言、应奎所奏上的都是用人、行政上的过失，薛甲却指责为抓住细枝末节不放，自己却在起劲歌颂某些大臣。贪婪、放肆到郭勋那样，也不想让人说，难道一定要让大臣横行霸道，让一般官吏闭上嘴巴才成？万一大臣中间藏了一个谋逆之人该怎么办？”他的奏章递上后，世宗认为他说得好，就交给吏部再行讨论。薛甲这时上书作自我解释，世宗厌弃他不等吏部奏议就私自辩护，传令贬官两级，把他调出去了。吏部认为薛甲已受了处分，就不再讨论他们的奏章了。世宗却责令要作出回答，并因此扣发献夫一个月的俸禄，吏部的郎官扣发两个月。献夫很不自在，两次上书称病求退，世宗表示同意后，仍然空着这个位置等他病好。

嘉靖十年(1531)秋天，朝廷传发诏书召他回朝。献夫上书辞谢，举荐梁材、汪钅宏或王廷相代替自己。世宗亲自写诏书称赞他，并派遣行人蔡云爰前往催促他。蔡云爰到他家门口，献夫却偷偷跑进西樵山了，然后又称病辞谢。不久使者又来了，并说要让献夫改任别的官，献夫方勉强上路。第二年五月到达京城，世宗让他以原来吏部尚书的名义兼武英殿大学士入内阁辅佐朝政。当初，世宗就曾赐给献夫一枚银章，上刻“忠诚直谅”，让他有事情时密封上奏。献夫回乡时交还朝廷，到这时还像原来那样又赐给他了。吏部尚书王琼死后，世宗就让献夫掌管吏部的事。献夫住在家里时，洁身自好，当地监司前往拜见，他总是称病谢绝。他家的一个姻亲在郡中为非作歹，当地人屡次上诉，佥事龚大稔受理此案。献夫还朝后，私下里吩咐过大稔。恰好这时大稔因故被罢官，他怀疑是献夫干的，就上书列举几件献夫干的违法的事，言辞之间又牵连霍韬。献夫上书为自己作辩解，世宗又正喜欢献夫，所以大稔就被逮捕，剥夺了官籍。这年十月有彗星出现在东井座，御史冯恩上书攻击献夫阴险毒辣，巧辩饰奸，玩弄权术，将危害国家，所以他一掌管吏部就出现了彗星。世宗恼了，把冯恩打入监牢。献夫也称病请求退休，世宗传诏以和缓的口气表示不允许。

献夫为人恬静自守，不争名夺利，接连受人弹劾后，就有些惭愧、畏缩。虽然掌握大权，还是气息奄奄，精神不振。只有世宗想杀张延龄一事，他曾极力劝阻。当时桂萼已经死了，张璁最受宠信，也几次被罢相了。霍韬、黄宗明议论政事只要不合世宗心意，世宗就把他们打入监狱。献夫看到世宗恩威不测，在职两年，就三次上书称病告老。世宗最后以奖赏的口吻颁发诏书同意他退休，让他乘坐官方车马回乡，并发给他路费。他回乡以后在家里住了十年才死去。生前他已被加封为柱国、少保，所以朝廷就在他死后追赠他为太保，谥文襄。

献夫是因为讨论“大礼”一下子显贵的。他与张璁、桂萼多年共事，只是由于他对人对事看法比较平正、宽容，所以人们不怎么厌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