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与尽心篇》居仁由义之道-尊龙凯时平台在线地址

《孟子与尽心篇》居仁由义之道

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

接着公孙丑的提问之后，又有齐国王子垫提出一个问题：「士何事？」一个学者、知识分子，活在世界上，应该做些什么事，有些什么责任？这与公孙丑所提的问题，几乎是有相同的意义，但有不同的指标。

孟子的答案是说，一个学者、知识分子首先就要「尚志」。所谓「尚志」就是重视自己的立志，也就是要确定人生的目标，要走一个什么路线。

接着公孙丑的提问之后，又有齐国王子垫提出一个问题：「士何事？」一个学者、知识分子，活在世界上，应该做些什么事，有些什么责任？这与公孙丑所提的问题，几乎是有相同的意义，但有不同的指标。

孟子的答案是说，一个学者、知识分子首先就要「尚志」。所谓「尚志」就是重视自己的立志，也就是要确定人生的目标，要走一个什么路线。

王子垫又进一步地问，什么叫做「尚志」？孟子说，「仁义而已」，只有终身致志于宣扬人伦道德，弘扬伦理教育的本分。教育的目的，是改正人性的恶习，令人向善，对社会传播传统道德哲学思想。假使从事政治的人，只为私利，是非不辨，善恶不分，「杀一无罪，非仁也」，无辜杀害一个无罪的人，甚至随便做有害于他人的事，都属于不仁的行为。无故危害他人生命，当然是不仁。

「非其有而取之」，取得任何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而占为己有，就是「非义也」。不问劳心或劳身，付出一分劳力，才能获得一分代价，这才是义。「居恶在？仁是也」，一个知识分子，只有立身于仁的立场，应该取的才取，应该付出的就要付出，这才是合于义。

孟子这两句话，后来成为一句成语「居仁由义」，平常立足点站在仁上，而行为要合于义，这样「尚志」就对了。做到了以后，在儒家叫做「大人」，在道家称为「真人」。因此孟子在下面举出一个历史故事，说明儒家所认为的士大夫的人格标准。孟子曰：「仲子不义与之齐国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箪食豆羹之义也。人莫大焉亡亲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陈仲子这个人，是孟子之前的齐国贵族后代，他看不惯齐国当时那些贵族的腐败与贪污的风气，于是避开母亲、兄长，舍弃权位富贵，离世隐居，终生清廉。有关他的故事，在此就不多说了。孟子说，他这种行为，在儒家看来，是属于不义的。因为他虽然「自处廉洁淡泊」，被大家称赞人格清高，但他这种清高于世何益？「是舍箪食豆羹之义也」，只不过是不接受他人的羹饭恩赐，洁身自好而已。

真正的人格是要有见地，人生的价值要从大处着眼，这是建立人生观的基本要点。陈仲子不顾国家社会大众的利益，舍弃君臣之义，亲属之情，离群索居，那只是完成个人清高的品行，并不能救时救人，器量未免狭小，并非仁义之大道。

于是，又讨论到另一个类型：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矣！」「然则舜不禁与？」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则舜如之何？」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蹝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

孟子另一个学生桃应，也提出一个假设性的问题，他想得很妙。前面说过舜的父亲瞽瞍，是一个很莫名其妙的人。当舜为帝以后，用了一个执法廉明清正的人皋陶，他是上古历史最有名的清官。

桃应问孟子：在舜当了天子以后，假设瞽瞍犯了杀人的罪，皋陶这个时候执法，该怎么办？

孟子说：这还不简单，把瞽瞍抓起来责罪就是了。桃应说：那么舜怎么办？难道他不会下命令给皋陶说，这是我的父亲，你不许抓。或者叫皋陶把这个案子搁起来，表示抓不到人，不了了之。这样可以吧？

孟子说：舜不会这样做，如果这样做，就不是圣君了。而且他决不肯做违法的事，更不会为私情废弃法治的尊严，禁止皋陶去抓瞽瞍。这就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法治精神，几千年来一直有一句话，叫做「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与西方真正民主政治的法治精神是一样的。前面提到过的小说故事，包公打龙袍，就是这一法治精神的榜样。所以假使舜的父亲犯了法，也一样要办，皋陶执法，是舜代表国家授命他执法，他就要公正廉明。

桃应挖根挖底地问：那么，瞽瞍被抓以后，舜是天下大孝，他既不能禁止皋陶处罚他的父亲，难道等皋陶的报告上来了，批一个依法办理，执行死刑吗？否则的话，舜该怎么办呢？

孟子说：这很简单，像舜这样的圣人，把「皇帝」的权位，看得并不重要，假如他真的遇到这种事，他就不当「皇帝」了。他丢掉一个「皇帝」的地位，比丢掉一双破鞋子还要快，半夜背着他父亲逃走，逃远到海疆化外之地，奉养父亲终身。

这段是孟子与学生之间讨论学问的问答，是辨别中国儒家的思想，属于处理公与私、是与非、善与恶之间的道理。瞽瞍、舜、皋陶，各人的个性，天生如此，而天理、国法、人情，也就是法治、礼（理）治与人之常情。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是法治；但天子的父亲犯罪，儿子治父亲的罪，在天理上又讲不过去；如果不治罪，又为法所不许，这是理与法产生了矛盾。舜在人情上，必须救自己的父亲，但在公理上必须维持法治的尊严，于是他只有放弃「皇帝」的权位，背了父亲，逃离国境，奉养父亲。那么情、礼（理）、法三方面，比较都可以交待得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