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教发展史略》道教的成长,南朝的道教与陶弘景-尊龙凯时平台在线地址

《中国道教发展史略》第三章道教的成长（2）

第二节南朝的道教与陶弘景

自寇谦之在北魏创建正统的天师道，使之成为正式的宗教以来，不但在北朝已深植根基，由此渐及南朝六代，亦普开风尚。当此时期，佛教的传布基础已立，但未能独步天下的原因有二：

(一)由于民族意识的反感，士大夫们据传统文化中儒家所标榜的“三纲五常”为之力争，而斥佛教为“无父无君”的异端。

(二)因道教外冒黄、老的传统，内主老子、列子、庄子的思想，与神仙方士的学术，以及儒、道不分的形态，无论在政治地位，以及朝野信仰上，或明或暗，随处与之抗衡对立。但风气所及，所有六朝学术与文学的著作，普遍的共通思想，都已不离道、佛两家的范围。因历史背景与社会风气的影响，朝野上下，在百余年间，都被道、佛思想所左右，并且皆以此种思想形态，笼罩一切。尤其到了南朝的梁武帝，遂在这种思想风气的潮流中，成为时代的牺牲者。因梁武帝笃信佛、道两教，曾亲自三度舍身僧寺为奴，宣讲佛经，而又同时亲讲《老子》，并且亦崇尚孔、孟之学。他不但对三教有同好，而其兴趣尤多偏重超脱的出世情调，在行为生活方面，有许多地方，俨然如一宗教家。可惜时代造英雄，使他作了皇帝，倘使他一生从事学术或宗教的研究，也许在千秋事业的成就上，较为一代之雄更为伟大。唐代贤臣魏徵论史，对于梁武帝与宗教关系，曾有最中肯的论断，如云：高祖固天攸纵，聪明稽古，道亚生知，学为博物，允文允武，多艺多才。爰自诸生不羁之度，属诸凶肆虐天伦之祸，纠合义旅，将雪家冤，曰纣可伐，不期而会，龙跃樊汉，电击湘郢，剪离德如振槁，取独夫如拾遗，其雄才大略，故不可得而称矣。既悬白旗之首，方应皇天之眷，而布泽施仁，悦近来远，开荡荡之王道，革靡靡之商俗，大修文学，盛饰礼容，鼓扇玄风，阐扬儒业，介胄仁义，折冲樽俎，声振寰区，泽周遐裔，干戈载戢凡数十年，济济焉！洋洋焉！魏晋以来未有若斯之盛也。然不能息末敦本，斫雕为朴，慕名好事，崇尚浮华。抑扬孔墨，流连释老，几终夜不寐，或日旰不食，非弘道以利物，唯饰智以惊愚。且心未遗荣，虚厕苍头之位。高谈脱屣，终恋黄屋之尊。夫人之大欲，在乎饮食男女。至于轩冕殿堂，非有切身之惠。高祖屏除嗜欲，眷恋轩冕，得其所难而滞其所易，可谓神有不达，智有所不通矣。

又如《新唐书·萧瑀传》赞曰：梁萧氏兴江左，实有功在民，厥终无大恶，以浸微而已，故余社及其后裔。以此验魏徵之论，益见其为平允。

陶弘景调和道佛的主张

梁武帝酷好道、佛两教，故两教的奇才异能之士，亦应运而兴。在佛教，有宝志禅师(又称志公)、傅翕(又称善慧大士)等人，杰出诸方，在粱武帝朝中处于师友之间的关系。在道教，有贞白先生陶弘景，隐居修道于句容茅山，亦与梁武帝处于师友之间，时人号为“山中宰相”。如史所云：粱处士陶弘景，仕齐为奉朝请，弃宦隐居茅山。梁主早与之游。及即位，恩礼甚笃，每得书，焚香虔读。屡以手敕招之，弘景不出。国家每有大议，必先咨之，时人谓之“山中宰相”。将殁，为诗曰：夷甫(王衍字)任散诞，平叔(何晏字)坐空论。岂悟昭阳殿，遂作单于宫。盖因时人竞谈玄理，不习武事，弘景故作诗讥之。

陶弘景在南朝的政坛上是负有时代重望的人物，而其毕生致力学术的方向，始终以修道炼仙为目的，从南北朝的道教史而论，他与北魏时代的寇谦之，都是建立道教的中坚分子。但寇谦之是以纯粹道教的宗教姿态从事传道的活动。陶弘景犹有道家老、庄的风格，参合神仙方士的道术，介乎入世出世之间，隐现风尘，游戏三昧。而他的道家思想已经渗入佛家思想的成分，而且是趋向融会道、佛两家思想与方法的前驱。至于修炼神仙与采用道术的方法，注重养生丹药而近于抱朴子，故亦著有关于医药方伎的《肘后百一方》等书。但在天人的观念上，他亦如寇谦之一派，注重斋忏醮仪的祈祷，著有道教著名内典的《真诰》一书。但对于神仙事业的地位，他与抱朴子及寇谦之等观念，又有迥然不同之处，如其所著《真灵位业图序》云：夫仰镜玄精，睹景耀之巨细。俯盼平区，见岩海之崇深。搜访人纲，究朝班之品序。研综天经，测真灵之阶业。但名爵隐显，学号进退，四宫之内，疑似相参。今正当比类经正，譬校仪服，埒其高卑，区其宫域。又有指目单位，略说姓名，或任同秩异，业均迹别者，如希林真人，为大微右公，而领九宫上相，末委为北宴上清，当下亲相职耶。诸如此类，难可必证。谓其并继所领，而从高域粗，事事条辨，略宜后章。辄以浅识下生，轻品上圣，升降失序，梯级乖本，惧贻谪玄府，络咎冥司。今所诠贯者，实禀注之奥旨，存向之要趣，祈视跪请，宜委位序之尊卑，对真接异，必究所遇之轻重。虽同号真人，真品乃有数。俱自仙人，仙亦有等级千亿。若不精委条领，略识宗源者，犹如野夫出朝廷，见朱衣必令史。句骊入中国，呼一切为参军。岂解士庶之贵贱，辨爵号之异同乎。

关于道、佛两教学术的争执，当北齐之际已有正式下诏敕诸沙门与道士达者，如陆修静等，亲自校对法术理论的事实。及南朝梁武帝时代，道、佛两教的纷争，虽愈趋尖锐，但在修炼证真的思想与方法上，已经开始融通互会，渐次入于同流的趋势，名士如沈约、刘勰，隐士如何点、何胤。佛教法师如慧文、昙鸾等人，都是领导此一风气的人物。尤其如陶弘景对于道、佛两教的论断，当时已有极其深刻的名言，如其《答朝士访仙佛两法体相书》云：至哉嘉讯，岂蒙生所辨。虽然，试言之：若直推竹柏之匹桐柳者，此本性有殊，非今日所论。若引庖刀汤稼，从养溉之功者，此又止其所从，终无永固之期。夫得仙者并有异乎此。但斯族复有数种，今且谈其正体，凡质象所结，不过形神，形神合时，则是人是物。形神若离，则是灵是鬼。其非离非合，佛法所摄。亦离亦合，仙道所依。今问以何能而致此仙，是铸炼之事极，感变之理通也。当埏埴以为器之时，是土而异于土，虽燥未烧，遇湿犹坏，烧而未熟，不久尚毁，火力既足，表里坚固，河山可尽，此形无灭。假令为仙者，以药石炼其形，以精灵莹其神，以和气濯其质，以善德解其缠，众法共通，无碍无滞，欲合则乘云驾龙，欲离则尸解化质，不离不合，则或存或亡，于是各随所业，修道进学，渐阶无穷，教功令满，亦毕竟寂灭矣。

中国文化，自上古至三代为一变，历商以至周代开国之初又为一大变。在春秋、战国时期又为一变，自秦、汉历南北朝至于唐初开国为一大变。渐次及于宋、元之际为一变，再由明、清两代至于现代，又为一大变。当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巨变的主因，实因西北边疆民族的侵凌，以及佛教文化输入的刺激所引起。历时约经二百余年，佛经翻译，与佛教传布事业的开展，由教(宗教仪式)理(哲学根据)行(修证方法)果(实证圆成)有系统的迻译，已渐次渗入成为中国文化思想的主流，且已普遍为国人所接受，而又加以融会阐述。因此渐有中国佛教各宗的兴起，一变印度佛教而成为中国的佛教，尤其融通儒、道两家思想而崛起为中国禅宗的成长，更促使南北朝服膺道教及笃信神仙修证者流相率努力，遂有综合儒、道、墨、法、名家等精要，而扩展为唐代以后道教的规模。然所遗憾者，自战国以来的道家传统，虽亦师弟相继，但皆时异势易，以隐密秘传为能事，并无直接接受的踪迹可寻。故到南北之间，虽北有寇谦之，南有陶弘景，亦皆各自为政，不能联合统一，使其学术思想成为一贯而有具体的组织，以此与有传承严整的佛教相较，自然处处逊于一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