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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别裁》第11章先进(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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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了: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子曰:吾以子为异之问,曾由与求之问!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曰:然则从之者与?子曰:弑父与君,亦不从也。

这是孔子对于高级干部、领导者,乃至为人事业伙伴者所说的话。孔子在这里有大臣与具臣的分别。中国历史上的高级干部,归纳起来大概有这几种特称:名臣、大臣、忠臣、奸臣、贤臣、佞臣,加上《论语》中孔子思想的具臣等等。这也就是中国文化历史上国家高级干部的标准。作历史上一个名臣,真是谈何容易?几千年来,名垂青史,只有诸葛亮、王阳明、曾国藩等可数的若干人而已。他们都是名臣,有名望。有些还不一定就是大臣,如范仲淹等等,可称得上是国家大臣,这更不多了。其他忠臣、奸臣、佞臣等的意思大家都知道的。至于“具臣”,只是够得上做个具员而已。我们知道在历史上留名实在不容易!中国历史,自然有个规格,不管当时权势有多大,最后这笔帐是算得很公平的。像清朝皇帝下命令,修明朝的历史,而明朝许多大臣,最后投降满清的,仍然把他们定格为“二臣”。这是康熙下的定论。虽然这些人很忠于清朝,但在皇帝的心目中,他们还是不行,只是二臣。我们也在历史上看到,当李闯打进北京时,明思宗崇祯上煤山自缢,李闯还是很尊敬地向崇祯行礼的。后来满清攻陷了北京,也还是去崇祯陵墓祭拜,好人终归是好人,历史上这些地方,是公理昭然的。把这个观念说清楚了,再回过来说本文。

季子然是鲁国人,他问孔子说,请子路和冉求两个人出来做事,他们是不是够得上做国家的大臣?以现代来说,像英国的邱吉尔、日本的伊藤博文,哪个可以说是国家的大臣?季子然是问孔子,这两个学生,可不可以出来做国家的大臣?孔子说,我还以为你问我其他什么特别的问题哩!原来你是问子路和冉求这两个人的事啊!我告诉你,真正的大臣是“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自己有理想、有主义,辅助一个主体的人,使这个主体的人,向理性的标准、理想的主义、仁道的思想这条路上迈进。假使这个主体的人,不听这种意见,宁可算了,不肯干下去。这是“大臣”为行道而来的风格,不是为地位、为功名富贵、为作官、为待遇而来的。

至于你问子路和冉求这两个年轻人,他们确是人才,是具臣、能臣。政治、经济、军事都会;很能干,很有才具,也很有气节。季子然说,这样说起来,如果请他们出来做事,这两个人会绝对服从的!绝对服从,不一定是大臣。所以孔子说,并不是这样,他们是具臣,你如请他做事,他绝对忠实,绝对尽心。要说绝对服从,这服从是有限度的,你如果做背叛道义的事、背叛国家的事、背叛社会大众的事,那他们不来的。假如你杀了父母,乃至叛变,他难道跟着你叛变?跟着你杀父母?这种事他们绝不来的。这就是具臣,虽然只能算是具员,但也要有才能而又忠贞亮节。

大臣、具臣的分别,我们可以看出一点大概了。孔子虽然是讲大臣、具臣之别,同时也影射了刚才所提的能臣。可见之于《三国演义》——曹操年轻的时候,乔玄曾经为他看相。乔玄说他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如果有好的领导人,跟着做事,会是一个能臣;如果碰到动乱的时代,没有好的领导人,则成为奸雄。就这两句话——“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把曹操一生断定了。能臣与奸雄,往往极难分别。大臣、具臣、名臣之间,说实在的,也很难有一严格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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