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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家书

曾国藩家书

　　名著通览

　　曾国藩（1811—1872年），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道光年间进士，是中国近代史上统治阶级内部风云八面的人物。曾国藩一生经历复杂，毁誉参半，是位最有争议的人物：因为他在清朝统治摇摇欲坠之时，挽狂澜于既倒，残酷地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使清朝统治得以苟延残喘，从而获得了“中兴第一名臣”的美称；因为他面对列强入侵，决心振废起衰，树立清王朝大国形象而主张富国强兵，学习西方先进军事科学、发展军事工业，并躬身实践，倡导洋务运动，建造兵工厂，从而获得“洋务运动先驱”的美誉；因为他文章振发，独具丰姿，门生故吏遍布天下，桐城派古文因为他而得到中兴，于是又赢得了“德比诸葛，功过萧、曹，文章无愧于韩、欧，实为近百年来难得的圣贤”的赞誉。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他残酷镇压农民起义，又被世人喻为“刽子手”、“曾剃头”；由于在“天津教案”中杀人割地，又被称为汉奸、卖国贼。著名革命家、思想家、国学大师章太炎十分中肯地把曾国藩的一生归结为“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

　　但不管怎么说，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很有影响的人物，他整整地影响了几代人。他的门生李鸿章、左宗棠、弟弟曾国荃、儿子曾纪泽等都秉承他的教导而成为出将入相的显赫人物。毛泽东称：“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蒋介石则把曾国藩奉为终身学习的楷模，在任黄埔军校校长期间，不仅将《曾胡治兵语录》列为必修课目，而且亲自为该书补辑《治心》一章。可以这样说，在中国近代史上没有任何一位人物对中国现当代政坛军界要人的影响能和曾国藩相比。

　　曾国藩一生虽激浪于宦海，显赫终身，但于文事颇为留心，早年在京师为官，治义理之学，兼为文章、考据，往来梅曾亮之门先后近10年，成就斐然，号为文章领袖，“其说一出，有违之者，俱为非圣无法”（李详《论桐城派》）。可惜的是这位风云人物留下来的著作并不多，只有他的“家书”和“日记”还能较为完整地体现他的文学造诣。

　　中国历史上的“家训”著作可谓蔚为大现，像《颜氏家训》、《袁氏世范》、《温公家范》、《治家格言》等都是响铛铛的家训经典。但是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部家训著作像《曾国藩家书》这样奇特。从时间上看，这些家书前后跨越30年，记录了曾国藩在清道光30年至同治10年前后达30年的翰苑和从武生涯，从数量看近1500封，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以对象而言，上由祖父母至父母，中对诸兄弟，下及儿辈，足以探索全家的生活和形象。它所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小到人际琐事和家庭生计的指陈，大到进德修业、经邦纬国之道的阐述，可谓事无巨细、一皆覆载。因而，这不是一部单纯意义上的家训著作，而是曾国藩一生的主要活动和其治政、治家、治军、治学之道的生动反映，也是研究曾国藩本人的重要史料。此书自问世以来就备受世人关注。台湾著名学者南怀瑾在《论语别裁》中说“清代中兴名臣曾国藩有十三套学问，流传下来的只有一套——《曾国藩家书》”。

　　曾氏家书形式自由，不落俗套，或长或短，随想而至，挥笔自如，尽管公务缠身、戎马倥偬，很多家书都成于匆忙之中，甚至军务紧急之时，但行文从容镇定，娓娓而谈，全无矫柔造作之态，真的是如话家常，面对面地诉说家务世事。曾国藩是孝子。常言道：父母在，不远游。但宦海遨游的曾国藩却凭一纸家书让祖父祖母、生身父母心宁意定，虽然高堂念子，不胜牵挂，但不会让他们为自己担惊害怕。因而曾国藩不仅对朝廷尽了忠，也对父母尽了孝，古人所谓忠孝不能两全，而曾氏则两而全之，不愧为人中豪杰。曾国藩又是好兄长。俗话说：长哥当父，他对弟妹的教导和照顾可谓“诲汝谆谆”，体贴入微，其真情实意，极为动人，他的几个弟弟都是湘军中的风云人物，其中曾国荃成为与左宗棠、李鸿章并驾齐驱的人物，这与曾国藩的教导分不开。同时曾氏更是位仁慈而严正的父亲，对子女要求非常严格，要求他们立身处世务，必符合圣贤之道，要有积极进取的人生精神。他在为官时，还让女儿和儿媳每年给他做鞋一双，以考察他们的“女工”。他希望后代兢兢业业、努力治学，他常对子女说，只要有学问，就不怕没饭吃。他还说门第太盛就会出事端，主张不把财产留给子孙，子孙不肖，留也无用，子孙图强，也不愁吃饭的途径。他的子女也堪称大器，儿子曾纪泽作为清王朝的外交官与沙俄交涉，在左宗棠的军事配合下，粉碎了沙俄侵吞中国新疆的企图，捍卫了中国的主权，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屈指可数的几位成功的外交家之一。他的孙子和曾孙都是著名的学者和教授。

　　曾氏的“修身之道”是贯串家书的灵魂。曾国藩早年治学，立志于圣贤之道，后来投笔从戎亦不改初衷，并加以很好地实践，他一生的经历就是其“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真实写照。他在咸丰七年十二月十四日致弟曾国荃的信中写道：“凡人作一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

　　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我生平坐犯无恒的弊病，实在受害不小。当翰林时，应留心诗字，则好涉猎他书，以纷其志。读性理书时，则杂以诗文各集，以歧其趋。在六部时，又不甚实力讲求公事。在外带兵，又不能竭力专治军事，或读书写字以乱其意。坐是垂老而百无一成。”青年时代的毛泽东读了这段话后，以为是金玉之言，并用曾氏的这个观点来检测自己，表示今后治学要专心致志，不再兼营并骛。

　　曾氏很重视立身处世之道。正像他的祖父当年教育他们兄弟时那样：“君子在下则排一方之难，在上则息万物之嚣”，“人以懦弱无刚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曾国藩的立身处世，为官领兵颇具这一本色。

　　曾国藩很讲究“坚忍”二字，他说“李申夫尝谓余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因引谚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二语是余平生咬牙立志之诀”。曾国藩一生虽屡历险境，但终能在逆境中奋发，成就大器，正是因为咬定“坚忍”不放松，正所谓“志之所向，金石为开”。

　　讲述治军之道是曾氏家书的一大内容。曾国藩治军有其独到之处，非常重视人在战争中的能动作用，他认为：“用兵之道，在人而不在器”，“攻守之要，在人而不在兵”，认为人的能动作用的发挥是决定战争胜败的关键。

　　他主张以礼治军：“带勇之法，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礼”。他用兵非常谨慎，战略上主张积极进攻，以攻为守，迫敌决战。战术上则以守为攻，稳打稳扎，步步为营，后发制人。曾国藩之所以敢在太平天国声势浩大之时临危受命，领兵征讨，并最终成功，没有深厚的军事素养是不能想象的。

　　家书中还有大量篇幅讲述用人之道。曾国藩非常注重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他主张按“崇实黜浮，力杜工巧之风”的标准选拔人才，并建议朝廷严格进行官吏的考核和任免。由于曾氏坚持任人唯贤，全无私念，礼贤下士，故四方之士慕名而至麾下者，不计其数，曾氏的幕府人才云集，俨然是一座专门培养人才的学校，他的很多门生幕僚后来都成为独挡一面的封疆大吏，在十九世纪晚期的清王朝政坛上成为一支几乎可以左右政局的重要力量。太平天国的擎天柱石达开也对曾氏的用人之道表示肯定，他说“曾国藩不明善战名，而能识拔贤将”。与曾氏颇有矛盾的左宗棠也感叹道：“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