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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儒家的独尊和道家的复兴

汉朝不仅在年代上继承秦朝，而且在许多方面也是继承秦朝。它巩固了秦朝首次实现的统一。

统一思想

为达到巩固统一的目的，秦采取了许多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是统一思想的政策。秦统一六国之后，丞相李斯上书始皇帝，说；古者天下散乱，莫能相一。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辨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学乃相与非法教之制。如此不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史记李斯列传》)

然后他提出极端严厉的建议：一切史记，除了秦记。一切百家思想的著作和其他文献，除了由博士官保管的，除了医药、卜筮、种树之书、都应当送交政府烧掉。至于任何个人若想求学，他们都应当以吏为师(《史记秦始皇本纪》)。

始皇帝批准了他的建议，于公元前213年付诸实施。这虽然是彻底扫荡。实际上却不过是长期存在的法家思想合乎逻辑的应用而已。韩非早已说过：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韩非子五蠹》)

李斯建议的目的很明白。他肯定是希望只有一个天下，一个政府，一个历史，一个思想。所以医药之类实用方技之书免于焚烧，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是因为它们是技术书籍，与意识形态无关。

可是，正是秦朝的残暴促使它迅速垮台，汉朝继之而兴，大量的古代文献和百家著作又重见天日。汉朝统治者们虽然不赞成其前朝的极端措施，可是他们也感到，如果要维持政治上的统一，还是一定要统一帝国内的思想。这是统一思想的第二次尝试，是沿着与秦朝不同的路线进行的。

汉武帝(公元前140一前87年在位)进行了这一番新的尝试。他在进行中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

公元前136年左右，董仲舒在对策中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他在对策的结论中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董仲舒传》)

武帝采纳了这个建议。正式宣布儒学为国家官方学说，六经在其中占统治地位，当然，儒家要巩固这个新获得的地位，需要用相当时间从其他对立的各家中择取许多思想，从而使儒学变得与先秦儒学很不相同。前一章我们已经讲到，这个折中混合的过程是怎样进行的。而且自从武帝以后，政府总是使儒家比别家有更好的机会来阐发他们的学说。

董仲舒所说的大一统原则，也在《春秋公羊传》中讨论过。《春秋》第一句是：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的解释中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据董仲舒和公羊学派说，这个大一统，就是孔子作《春秋》时为他的理想中的新朝代制订的纲领之一。

武帝根据董仲舒建议而实施的措施，比起李斯向始皇帝建议的措施，要积极得多，也温和得多，虽然两者的目的同样地在于统一整个帝国的思想。汉朝的措施，不是像秦朝的措施那样不加区别地禁绝一切学派的思想，造成思想领域的真空，而是从百家之中选出一家，即儒家，给予独尊的地位，作为国家的教义。还有一点不同，汉朝的措施没有颁布对于私自教授其他各家思想的刑罚。它仅只规定，凡是希望做官的人都必须学习六经和儒学。以儒学为国家教育的基础，也就打下了中国的著名的考试制度的基础，这冲制度是用于扩充政府新官员的。这样一来，汉朝的措施实际上是秦朝的措施与以前的私学相调和的产物。这种私学，自孔子以后越来越普遍了。有趣的是，中国第一个私学教师，现在变成了中国第一个国学教师。

孔子在汉代思想中的地位

这样做的结果，孔子的地位在公元前一世纪中叶就变得很高了。大约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文献，名叫纬书。纬，是与经相对的，譬如织布，有经有纬。汉朝许多人相信，孔子作了六经，还有些意思没有写完，他们以为，孔子后来又作了六纬，与六经相配，以为补充。所以，只有六经与六纬的结合，才构成孔子的全部教义。当然，这些纬书实际上都是汉朝人伪造的。

在纬书中，孔子的地位达到了空前绝后的高度。例如。有一篇春秋纬，名叫《汉含孳》，写道：孔子曰：丘览史记。援引古图，推集天变，为汉帝制法。另一篇春秋纬，名叫《演孔图》，说孔子是黑帝的儿子，还列举了孔子生平的许多奇迹。这都是荒诞的虚构。这些纬书把孔子说成超人，说成神，能预知未来。这些说法若真正统治了中国，孔子的地位就类似耶稣的地位，儒家就成了地道的宗教了。

可是不久以后，儒家中具有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头脑的人，针对这些关于孔子和儒学的非常可怪之论，提出了抗议。他们认为，孔子既不是神，也不是王，只是一个圣人。孔子既没有预知有汉、更没有为任何朝代制法。他不过继承了过去的伟大传统的文化遗产，使之具有新的精神，传之万世罢了。

古文学派和今文学派之争

儒家中的这些人形成了一派，名为古文学派。这个学派的得名，是由于它声称拥有秦火焚书之前密藏的经书，都是用古文字体书写的。相对立的一派，有董仲舒等人，称为今文学派．其得名是由于所用的经书是用汉朝通行的字体书写的。

这两个学派的争论，是中国学术史上最大的争论之一。这里不必详说。这里必须说的只有一点。就是古文学派的兴起，是对于今文学派的反动，也是革命。西汉末年，古文学派得到刘歆(公元前约46年一公元23年)的支持。刘歆是当时最大的学者之一。由于他全力支持古文学派，到了后来，今文学派的人就攻击他一手伪造了全部古文经，这是很冤枉的。

近年来，我看出这两派的来源很可能上溯到先秦儒家的两派。今文学派可能是先秦儒家理想派的继续，古文学派可能是先秦儒家现实派的继续。换句话说，今文学派出于孟子学派，古文学派出于荀子学派。

《荀子》有一篇《非十二子》，其中说：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子思唱之，孟轲和之。

这一段话，现代学者长期困惑莫解。《中庸》据说是子思作的，可是在《中庸》里，在《孟子》里，都没有提到五行。但是在《中庸》里，还是有这样的话：国家将兴，必有帧样；国家将亡，必有妖孽。(第二十四章)《孟子》里也这样说过：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公孙丑》下)这些话似乎可以表明，孟子和《中庸》的作者(如果不是子思本人，也一定是子思门人)在某种程度上的确相信天人感应和历史循环。我们会想起，这些学说在阴阳五行家中都是很显著的。

若把董仲舒看成与孟子一派有一定的联系，那么，上述的荀子对子思、孟子的非议就更加有意义了。因为董仲舒观点的原型如果真的出于孟子一派，则董仲舒是孟子一派的新发展，根据董仲舒来判断孟子，则孟子也的确可以说是僻违而幽隐了。

这个假说，还有事实可以增加它的力量。这就是，孟子和董仲舒都以为《春秋》是孔子所作，都特别重视《春秋》。孟子说：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滕文公》下)孟子的说法是，孔子作《春秋》，是作天子所作的事。从这个说法，很容易得出董仲舒的说法，说是孔子果真受天命为天子。

还有一个事实，就是董仲舒阐明他的人性学说时，总是毫不隐讳地拿它与孟子的人性学说作比较。在前一章已经指出，二人的人性学说的不同。实际上只是用语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