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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读朱肱《活人书》云：妇人伤寒，治法与男子不同，举男子调气，女于调血以为大略，似补前人之未及，然愚谓此说未可一概论也。夫长沙张氏，医中之圣也，其着《伤寒论》，原为卒病而设，故又谓之《卒病论》。卒病者，宜舍本而治标，故一百一十三方，皆男妇共享，即热入血室，亦用小柴胡汤，妇人之阴阳易，亦用烧kt散。自有《活人书》创立妇人治法异于男子之说，后人宗之者多矣，不思仲圣之方，早合气血为一致，今试以药考之，其立法用意，自跃如也。
即如桂枝、芍药，固营而闭卫，非血药乎？麻黄、防风，虽谓之发汗，本治乳子余疾，非血药乎？白虎、小柴胡中，知母则治肾，柴胡则调经，皆气中之血药也，当归、地黄，固不必言，即白术、人参，人皆以为气剂，而《本草》言能“利腰脐间血”，可知亦为血药也。大抵用之在阳，便为气药，用之在阴，便为血药。总之，伤寒一证，皆为营卫受病耳，何必分男先调气女先调血耶？云岐张氏，好古王氏，皆以朱氏之说为治杂病之常法，诚所谓自具慧眼，而不为前人所惑者也。
本仲圣以论伤寒治法，由正路也，中幅诠疏气血阴阳尤妙，独开生面，斯可谓用古而不泥古者乎。今而后读《活人书》者，当知所择矣（西畴顾业师评）。
卷八
摄生杂话
命门真火，藏于两肾之中，性门真水，藏于一心之内。人但言命门真火，而不参究性门真水何也？因真阳之火，能生真阴之水故也。殊不知性命相生，水火不可以一息不交。天一所生之水，为我生身之始，水中能生真火，人皆未究。
况保真阴之水，则真阳之火常存而不散；若真阴一衰，则真阳无附，飞扬上越，变为邪火，能返涸真阴之水，岂不危哉！火性本燥烈发扬，而肾中相火偏职闭藏，水性本柔弱蛰藏，而心精三合，独主清利。则知性以位变，水火本无二气。
嘘气即有水，阳化阴也，蒸水即有气，阴化阳也；灯因膏而不灭，阳根据阴也，水因火而不冰，阴根据阳也。相需如此，可以知其情性矣。
补心气，益心精而不见效者，则知命门火衰、肾水不足，何也？命门之火，即心火之根，肾水之精，即心精之源。
心无水则孤火上逆，肾无火则寒水下凝。水弱火炎，则肺金受克，阳焰飞扬于上焦，而生咳喘、咯血等病，下虚则上盛也。火弱水刚，则肝木失养，浊阴凝结于下焦，而生癃闭、壅肿、精寒等病，上虚则下实也。水火两平，阴阳斯无偏胜。
脾之权在肾，胃之权在心，自下而上水滋土，自上而下火生土也。脾土属阴，生于相火而健行不息，胃土属阳，传导于大肠而容受无穷，总在主纳之肾，于是土以火生也。脾虚则胃滞而不食，脾实则胃运而能食，总在主出之肺，于是气机流动也。故凡治脾胃，当以调肺气，交心肾为先。
人身之痰，最能为害。势涌如潮，势衰如汐。风、寒、湿、燥，随气而生，体实、体虚，随人而致。浊则浓，清则稀。五藏六腑无盛痰之所，上下升降无时而定，又与正气不两立，殆犹天地间阴云瘴雾耳。
周身气血，无不贯通。故古人用针通其外，由外及内，以和气血；用药通其里，由内及外，以和气血，其理一而已矣。至于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盖指本来原通，而今塞者言，或在内，或在外，一通则不痛，宜十二经络藏府，各随其处而通之，若通别处，则痛处未知，而他处反为掣动矣。
补、戒急授而骤壅，伐、戒亟夺而峻利，用之不当，皆能致害。故攻热失宜，热未去而寒复作，寒热各踞于其所，反致温凉并禁，良医莫措矣；攻寒亦然。
人但知冬不藏精者致病，而不知夏不藏精者更甚焉。尝见怯弱之人，而当酷暑，每云气欲闷绝，可知中而死者，直因气之闷绝也。夫人值摇精，恒多气促，与当暑之气闷不甚相远。《经》曰：“热伤气”，又曰：“壮火食气。”余故曰夏令之炎威，甚于冬令之寒，苟不藏精，壮者至秋而发为伏暑，怯者即中而死。
卷九
四大家辩
李士材《读四大家论》一篇，本自王节斋大意，谓三子补仲景之未备，而与仲景并峙也。然仲景医中神圣，德备四时，三子则伯夷、伊芳尹、柳下惠而已。试观《玉函金匮方》中，黄芩、白虎，已开河间之先也；建中、理中，已开东垣之先也；复脉、黄连阿胶，已开丹溪之先也。然则谓三于得仲景之一德，而引伸条畅之，则可谓三子补仲景之未备则未确也。
卷九
论《医宗必读》
明季李士材先生，我城人也，所着《医宗必读》一书，固已脍炙人口矣，然余窃有议焉。夫必读者，轩岐之书也，越人、仲景之书也，下此而《脉经》、《千金》、《外台》，以及近代诸名家书，虽不能尽读，或取其十之六七，或取其十之三四，不可不读矣。苟守张长沙博闻强识之训，以探本穷源，则是书又为浅医画限之书矣，改其名曰不必读，其庶几乎？
卷九
论读景岳书不可专得其温补之益
窃观富贵之家，投寒凉则忌，进温补则合，医之喜用温补者，遂有景岳派之名。殊不思《景岳》亦温凉补泻并收之书也，观其论症，先述古而补以已见，分剂，先古方而补以新方，作者以《全书》名之，读者以《全书》贯之，舍其短而录其长，则上而溯诸河间、易水、金华诸家，无不合也，更上而溯诸南阳医圣，亦无不合也，而得景岳之益者，岂特在左归、右归而已哉。
卷九
考正古方权量说
古方自《灵》、《素》至《十金》、《外台》，所集汉、晋、宋、齐诸名方，凡云一两者，以今之七分六厘准之。凡云一升者，以今之六勺七抄准之。谨考定如左。
凡古方权量，皆赵于律，黄帝律尺九寸，夏尺则加一寸而为十寸，今木工之曲尺是也。
唐孙真人《千金方》论述针穴分寸云：“其尺用夏家古尺，司马法六尺为步，今江、淮、吴、越所用八寸小尺是也。”据此知即今曲尺无疑，知此尺即黄帝律尺寸者，以药升之龠积与尺度考得之，详见《律学净闻》。
以曲尺之寸度作方径一寸六分，上下相等，深七分八厘强，共积二千分，即古药升之容积。
《千金》论“药升方作上径一寸，下径六分，深八分。”当作上下径一寸六分，深八分弱。按《管子》云：“釜不得为侈”，且计其容积，仅五百廿二分，不应如此之小，故知传写之误也。升口自乘得二百五十六分，以深七分八厘强乘之，得二千分为容积，云深八分者，举成数言之也。
药升一升，容黄钟两龠之实。以黍二百四十粒为一两，但黍之重，今无可考。根据《千金》论蜜一斤，得药升七合，及《灵台仪象志》，水与蜜同积异重之比例，若二十与廿九，而次第以准测之，古一两，今七分六厘也。
古律龠容一千二百八十黍，《千金》论“一撮者，四刀圭也（六十四黍为圭，半之为一刀圭）。十撮为一勺，（勺即龠也），两勺为一合”（“合”为“升”字之误，一升共二千五百六十黍也）。李时珍沿两勺为一合之误，更增十合为一升，则误以传误矣，幸《千金》及《外台》原文，俱无此五字可证。
黍一稃二米，用以量龠，取基圆滑而齐（见《考工记》轮人条下注疏中）。自刘歆变乱古法，置用，前明郑世于特觅黍，权以今平，每龠一千二百粒，重三钱，未足为训也（郑世子《乐书》穿凿附会，其云黍权黍量尽属臆断，张介宾采入《类经图翼》，殊误后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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