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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金》治结气，冷症积在胁下，及香港脚上入小腹，腹中胀满。大蒜去心，三升，捣令极热，以水三升，和调绞汁，更捣，以水三升和，绞去滓，更以水三升和之，共成九升，滓可桃颗大，弃却（三升蒜肉研汁后，滓仅如挑颗大，升小可知）。以微火煎取三升，下牛乳三升，合煎至三升。旦起空腹一顿温服，令尽（三升蒜汁，可以一顿服，升小可知）。
至申时食。三日服一剂，三十日服十剂止（蒜汁最辛劣，全不虑及，而频作服之，升小可知）。
宋·林亿以古三两为今一两，古三升为今一升，庞安常亦云然。此误以汉之权量为凭耳，于古方不相涉也。
古方以二龠为一升，以二百四十黍为一两，此与刘歆所定二十龠为升，二千四百黍为两者，大相悬绝，后儒误信《班志》，遂以新莽刀布之重及铜斛之式断为古律权量，于是以古准今，遂有三两为一两，三升为一升之说，而强合于医方之权量耳（秦汉之量，每一斗为今之二升，见阎百诗《四书释地》及沈彤《周官禄田考》，附识于此）。
前明张介宾惑于郑世子之《乐书》，定为古方一两，今之六钱，古方一升，今之三合三勺者，尤为大谬。
李时珍云：古之一两，今之一钱，古之一升，今之二合半，亦非也。
以古方参之：《肘后方》治消渴，以黄连三斤（准今三两六钱），纳猪肚中蒸服（根据景岳说，是廿八两八钱矣，猪肚中能容之否？）。
又《肘后方》治中风腹痛，用盐半斤（准今六钱），熬水干，着口中，饮热汤二斤，得吐愈（根据张则四两八钱，能着口中耶？并能饮如许热汤耶？）。
又《肘后方》治风毒香港脚，用硫黄末一两，牛乳调服，取汗，北方人用此多效（根据张则六钱，可作一顿服耶？）。
又《肘后方》治劳复，用干姜四两，为末（准今三钱），汤调顿服（根据张则为二两四钱之干姜，可一顿服耶？）。
《外台》载《备急方》治五尸，以雄黄、大蒜各一两，捣和如弹丸（准今一钱三分，故适如弹子大），纳热酒中服之（根据张则一两二钱，能与弹丸相似耶？）。
《千金方》治吞金银，用白糖二斤（唐以前方用糖，皆指饴糖，非蔗糖也），一顿（准今二两四钱），渐渐食之，多食亦佳（根据张则十九两二钱，能作一顿服耶？）。
以上辨古秤。
《金匮》方，解菌毒，人粪饮一升（此岂今之三合三勺耶？）。
《外台》载《集验方》，疗水肿，用黄牛尿，一饮三升（准今二合），若不觉，更加服之（若谓是今之一升人粪牛尿，谁堪多服者？）。
《肘后方》治齿痛，醋炙枸杞白皮一升，取半升含漱即瘥（若如今之一合六七勺，如何含而漱之）。
又《肘后方》治霍乱，大渴不止，多饮则杀人，黄粱米五升，水一斗，煮清三升，稍稍饮之（若如今之一升，独不虑其多饮而杀人耶？）。
《外台》载《崔知悌方》治血痢，锻石三升，熬黄，水一斗投之，澄清，一服一升，日三服（每服准今三合三勺，日三服，岂锻石汤可多服耶？）。
《千金》术膏酒，治脚弱风虚，用湿荆二十五束，束别三尺围，各长二尺五寸，径头二寸，烧沥三斗（准今二升）。
青竹三十束，束别三尺围，各长二尺五寸，径一寸，烧沥三斗（试如式取荆与竹烧之，能取今一斗之沥否？）。
《千金》耆婆万病丸条下云：服药取微下三升恶水为良（若三升为今一升，尚云微下耶？）。
《千金》第七卷杂方云：治崩中下血一斛，服之即断（若血下至三斗三升，尚堪救药耶？）。
《千金》紫菀汤云：小儿六十日至百日，一服二合半，百日至二百日，一服三合（若如今之八勺有奇，百日以内之小儿能顿服耶？）。
（以上辨古升）
夫以药秤药升，农、轩创造之法物，晋、宋以来失古意，故梁·陶贞白先生着《名医别录》，论用药分剂法则，一遵神农之秤，而不用子谷黍之制。孙真人祖述其意，定《千金方》，首言“今根据四分为一两称为定”，亦不根据隋人以三两为一两之法，其述古药升制度下即曰：“今人分药，不复用此”，盖有存羊爱礼之思焉。继此有王刺史者，辑《外台秘要》，每万必纪其所出，凡六朝诸名家所定分两升合，皆兢兢法守，间有大升大两，必分别注明。今良方具在，顾以权量难求，弃若弁髦，强作解事者，从而武断之，而医宗之微旨，势不至尽坠于地不止。
武断之最者，莫如景岳，以其所宗者，悉本之伪造夏律周之郑世子也。
微旨者何？圣人治病之枢机也。升降浮沉之气，顺者生，逆者死，但得拨之使转，即行所无事矣。故药也者，求其中，不贵多也；求其循序，不贵速也。药必有毒，非毒无以驭病，非节制无以驭毒。故升秤之以小为度者，诚慎之也。
陶隐居曰：一物一毒，服一丸如细麻大；二物一毒，服二丸如大麻；三物一毒，服三丸如胡豆；四物一毒，服四丸如小豆；五物一毒，服五丸如大豆；六物一毒，服六丸如梧子，从此至十，皆以梧子为度。按《千金》论如梧子者（准上论重一分），以二大豆准之；如大豆者（重五厘），以二小豆准子；如小豆者（重二厘半），以三大麻准之；如胡豆者（重一厘七毫），以二大麻准之；如大麻者（重八毫半），准三细麻（每一细麻重二毫八丝）。
今人疑古方立法太峻，而不详其用意之谨密，反谓古人禀浓，能胜重剂，则所见益颠倒矣。得吾说而通之，庶儿能师古之意，用古之法乎。
《千金》论云：“古者，药在土中，自养经久，气味真实。今时药力轻虚，人多巧诈。学人须加意，重复用药，药乃有力。”此亦不可不知也。然观东垣方，药味多而分量轻，又宋时一切作煮散者，每服皆以五钱为例，可知仍不贵多也。
古人疑汉方汤液，大剂三十余两，小剂十余两，用水六七升，煎取二三升，并分三服，若以古龠量水七升，煎今之三十两，未淹得过？又疑散末药只服方寸刀圭匕，圆子如梧子大，极至三十粒，汤液岂得如此悬绝？又疑风引汤一料计五十五两，每用三指撮，水三升，煮三沸，去渣，温服一升，观其煮制，每只三指撮末，应料剂如此之多？今一旦考而正之，三疑尽释矣。
古方惟百合汤用百合七只，配水三升，似与前说不相合，顷友人言；吾苏阳山澄照寺前一片地上，天然自产百合，仅如钱大，煮之清香绝胜，疗病极效。可知百合入药者，以小为贵耳。
卷九
《生气通天论》病因章句辩
丹溪《格致余论》曰：《生气通天论》病因四章，第一章“因于寒”之下“欲如运枢”三句，与上文意不相属，皆衍文也，当以第二章“因于暑”之下，“体若燔炭，汗出而散”二句，移于因寒之下云云。尤在泾先生深通《经》义者也，独于此论未甚研求，乃于《读书记》云：因于寒、因于暑二节，丹溪重定章句为是。烈谓“因于寒”之下“欲如运枢”句，不必谓之衍文，惟“起居如惊，神气乃浮”二句，与下文“体若燔炭，汗出而散”二句彼此舛错，仅以此四句互为移掇，读作“因于寒，欲如运枢，体若燔炭，汗出而散。因子暑汗，烦则喘喝，静则多言，起居如惊，神气乃浮。”意即贯串。盖谓因子寒者，如枢运动，寒气自散，如《内经》洗熨、按摩等法是也。若寒郁为热，有似燔炭，必须汗出而散，如仲景麻黄汤之类是也。因于暑者，乃君火为病，故自汗、喘喝而多言，以及起居卒暴，神气浮越也。丹溪、在泾皆相承而误。
卷九
申明三年中气候相乖化疫之说
本集第二卷，薛一瓢先生《日讲杂记》中有此一则，而语焉未详，书出之后，诸同学迭有来问此说者，爰为之详说于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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